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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风: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问题

2019-10-03 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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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权力让渡的结果,则是学术评价的主导权掌控在资源分配者手中,或者把学术评价的主导权让渡给无责任主体的“第三方评价”,造成的两种结果:一种是行政干预学术,一种是量化指标主导,由高水平国际期刊代行“第三方评价”职能,让无边界的学术引用率成为质量和贡献的标度。看起来有它的合理性,但其实背后隐含的问题很大。

2019年1月22日上午,2019年第1期专家讲坛在我所1015学术报告厅举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李正风应邀作“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问题”的专题报告。我所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迎春主持会议。 李正风教授指出,科研诚信是科学建制的制度性要求,是知识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科研诚信旨在倡导科学体系的“善治”,高效生产高质量的知识并造福人类。李教授对如何界定“科研不端行为”、科研诚信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作了分析,并就如何判断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现状、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报告会后,我所科研人员就政策法规的落实、科研不端行为的根源、国外科研诚信制度的借鉴比较等问题与李教授开展了交流讨论。 李正风,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担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起草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修订专家起草组成员,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

?科研诚信内涵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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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诚信的内涵有一定程度上的拓展,包括从典型的不端行为延伸到不当行为,从认知上的“诚信”到“善用”上的诚信,从科研的关键环节延伸到全活动周期。

对于科研不端行为,德国进行协同的法律处罚:根据《公务员法》可以处以罚款、减薪、降职、开除公职、减少或取消退休金;根据《劳动法》可以记入人事档案、解除合同、解雇;根据《高校法》可以取消学位、学衔;根据《民法》可以禁止出入某些场所,交出剽窃资料,消除侵权后果,返还奖学金和科研资助费;甚至《刑法》中也有关于侵犯个人生活领域和个人隐私,危害他人生命或侵害他人身体,财产犯罪,伪造文书和技术材料,侵犯著作权等法律规定。

?科研诚信建设面临新挑战

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仍然集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突出、影响恶劣的事件,尤其多发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比如,2015年和2017年两次大规模撤稿事件,都发生在临床医学领域,再如2016年韩春雨事件,以及2018年的贺建奎事件,这些事件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产生恶劣影响。导致这些严重事件的重要原因是惩处乏力,深层次的制度根源没有根本改变。尽管国家对于科研治理频繁地出台相关文件,而且文件出台层次越来越高,决心明确,但是任务依然很艰巨。

二是要调整政府的作用,建立严格的法规体系。如今,低廉的违规成本已经对中国实现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目标造成了障碍,建设严格法规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地介入到学术的评价中,而是要监管科学共同体行使职责。还有就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比如进一步完善科研诚信办公室、伦理委员会等公共政策机构,政府要在这个体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无法做到严厉惩处?为什么无法制定相关法律?为什么违规成本始终很低?诚信与高质量谁来判断?科学共同体在其中是不是发挥了作用?机构性的“学术不端”为什么渐成潜规则?量化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机制是否已经成为诱发不端行为的制度性因素?政府应该怎么样在科研诚信建设当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科研诚信是科学建制的制度性要求

专家介绍

我们可以通过几对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对案例是韩国的黄禹锡案例和中国的陈进“汉芯造假”事件,黄禹锡受到了刑事处罚,包括挪用国家科研资源,违反生命伦理法,通过这些法律规定其实对他进行刑事处罚。而陈进仅仅只受到行政处罚,即上海交通大学撤销了他的教授职位和长江学者称号,相关资助他的科研部门,包括发改委、科技部追回剩余的科研经费,但是实际上科学界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

从科研不端行为延伸到科研不当行为。第一是数据的不当使用,在伪造和篡改这两种典型的科学不端行为的边界,是关于数据的不当使用。第二是违反科研规定,比如忽视材料处理政策的细节,运用一个项目的资金完成其他项目等。第三是不当的同行关系,比如通过与论文研究无重要关联的特殊服务或贡献获取署名,在没有对论文作出重大贡献的情况下被列为作者。此外,还有不正当的师生关系,以及基于产出压力的不当科研等。

一是要让科学共同体成为学术评价的真正主体,改变评价与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重建对科学共同体的建设性、成长性信任。如果不能将此作为长远目标,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将很难在整个科研诚信建设中既充当主要行动者,也承担主要的责任者的角色。

李正风,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清华大学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科技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曾担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起草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修订专家起草组成员,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专家组成员。

本文根据李正风教授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报告整理,经李正风教授审定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观点。

科研诚信反对的学术不端是什么?如何界定不端行为?各个国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有很大分歧,在法律、指南等不同层次上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也多有差异。这是由于各国社会道德伦理水平的不同、治理的目标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有些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小国整体的诚信、社会信用程度很高,已经很少有科研“三大罪”,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科学资源善用的问题,以及可能影响高质量的知识生产所出现的一些其他问题,所以其学术不端行为的边界正慢慢变化。有些学术团体认为,除了“三大罪”以外,还应加上其他严重背离广泛认同的研究行为。比如,丹麦列举了9种科研不端行为,将非法转让著作权、意在误导的资助申请、有选择的公布或隐瞒研究结果都包括在内,比如学生撰写的论文,导师在没做贡献的情况下要求署名,就属于非法转让著作权。《澳大利亚负责任的科研行为规范》当中列举了违背澳大利亚研究行为规范的科研不端行为。许多原本归属于科技伦理、研究伦理范畴的概念,如关于生命伦理的若干规定,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引入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之中。

当前科研诚信建设面临什么挑战?

16、17世纪发生的近代科学革命对人类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牛顿等一批科学家所建立起来的经典力学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牛顿的出现不是产生变革的原因,而是结果。其中关键是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新方式和新制度,而且将整个人类文明体系建立在这种制度上,这就是科学建制。科学建制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为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可靠的知识。由于知识的可共享性,科学建制和以往的社会建制不同,可以把个人的智慧汇聚成集体的智慧。而要使科学建制真正把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就要求每个人提供的知识是可靠的。如果在虚假的知识上开展新的研究,知识大厦的基础就不可靠,所以科研诚信对知识生产的质量控制非常重要。科学建制形成的过程中也衍生出一系列与质量控制相关的制度设计,比如同行评议、批判精神等。

科研诚信不只是一种底线思维,不是让人变成一个平庸的忠诚人,更蕴含一种更高的目标,即如何高效地生产高质量的知识,同时要让知识能够造福人类。所以在科研诚信文件起草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目标要多元化,低层次目标是至少不能犯剽窃、编造、篡改的“三大罪”,高层次目标是追求如何促进原创性知识的不断出现,如何让这些知识能够真正地造福人类、造福社会。

科学不端行为和科研伦理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新问题。非常典型的就是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涉及到多处和科研诚信相违背的事实。比如,2017年1月份贺建奎曾经在科学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现在基因编辑技术还有五大安全性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指出如果这些安全性问题没有解决,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人类胚胎上是极不负责任的,但是2017年3月贺建奎就已经开始正式地展开了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科研伦理问题和科研不端行为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还有知识社会中公共治理体系的问题,都是科研诚信建设面临的一些新挑战。

澳门皇冠金沙网站首页,讨论科研诚信要有一定的伦理立场,主要的伦理立场有功利论、义务论、契约论、德行论等,诚信在不同伦理立场下的意义是不同的。比如,功利论评价行为是否正当,主要看行为后果,行为后果如果带来了幸福,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但为了避免每个人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伦理学家指出我们要追求的不只是当事人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所有可能相关人的最大的幸福,称之为最大善、公共善。按照功利论的立场,判断行为是否正当,会比较这个行为带来的好处和风险,今天讨论很多科技界的事情都是基于功利论,比如换头手术、基因编辑婴儿等。在功利论的立场上,善意的谎言是可取的,因为可能带来善、带来好的结果。比如,当前的高校评估要求检查学校十年以前学生作业,但由于年代久远作业可能遗失,为应对检查只能后期补,这是不是不诚信?再比如,为完成一流学科评估的考核指标,把一些不相关的奖项或所谓“有帽子”的人填到考核表格中,是不是不诚信?所以在功利论的立场下,诚信的问题很难谈清楚。

?应该采取的对策

我国目前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的评价模式,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学术评价的主导权。“权力”被让渡可能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学术评价过分与资源分配挂钩,学术评价的主导权等于资源分配权。或者资源掌控者放弃资源分配权,或者科学共同体让渡学术评价主导权。事实是资源的掌控者不愿意放弃资源分配权。第二,科学共同体被认为不是负责任的主体,行使责任重大的学术评价时不被信任,因此其权力被“剥夺”或被“部分剥夺”。第三,科学共同体水平较低,学术评价能力不够,不能真正进行质量控制和进行合理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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